打字机上的缪斯是啥意思

196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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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个人最终都能如愿以偿。许多改写人生轨迹的瞬间，都闪着幸运的光芒，比如与陌生人在船上的一席谈话。这世上是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给你一封信件或一份信任的。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运气降临前，你要做好准备，你要全力以赴。

那一天到来时，天气酷热，我穿着鞋店的员工衬衫，胳肢窝的地方被汗水浸湿成两团深色。“我不在乎尺码。”那个女人一边说，一边用方巾擦着汗。我的两肩酸痛，指尖正在发炎。我注视着她，汗水正将她前额的银发凝结成一只湿漉漉的小老鼠。伦敦之暑热，无处可逃。我没听懂她的意思，不过她将是我在这间鞋店服务的最后一位顾客了。

“您说什么？”

“我说，”女人叹了口气，“什么尺码都行。”

临近打烊，又到了不得不清理地毯上的脚皮屑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足垢阻塞”。辛兹常说，把这些皮屑放进模子里，足够做成一只兀自起舞的大脚怪了。她很喜欢多尔西斯鞋店的这份工作，还替我也找了一份同样的工作——但在我们交班的这一个小时里，我满脑子都是自己那清凉的小屋，以及在狭窄床头静静等着我的廉价记事本和钢笔。“姑娘，打起精神来，”要是辛兹在，一定会跟我咬耳朵，“又不是在隔壁的殡仪馆工作。”

我转身退向储藏间，我小小的庇护所，我早已习惯那儿浓郁的橡胶味。我想我可能会走进去，然后对着一墙的鞋盒无声地号叫。

“等等!喂，等等。”女人在身后叫我。看到我停下脚步，她迅速弯下身子脱掉了脚上磨坏的鞋，露出了没有脚趾的脚掌。一个脚趾也没有。光溜溜的脚掌，那团肉无辜地横在褪色的地毯上。

“看，”她一面低声道，一面脱去了另一只鞋子，露出相同的脚掌，“我就……用纸填在前面，所以你拿什么尺码都无所谓。”

这一幕，我无法忘记，这个英国女人给我看她那没有脚趾的脚。那一刻，我应该是崩溃的。都说年轻人不懂得面对丑恶，也不会掩饰惊讶。我其实没那么年轻，我都二十六岁了。那时候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反应了。从克拉彭广场走回合租公寓的路上，我对辛兹讲了这件事，她对无趾脚发出了夸张的惊呼声：“残疾人麦吉!”她喊道，“她‘走进来’买鞋，黛莉!”接着又带着乐观实用主义的口吻道，“至少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穿鞋。”

那个女人也许是位女巫，专程前来预告我的世界即将发生剧变。而我不愿相信，但她的出现似乎给我那个阶段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可怕的句号。我和她是不是同病相怜？我和她是不是只能用纸张填补空缺，才能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无法确定，或者，她真的只是想买双新鞋而已。但我还是常常将她视作神话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毕竟，从那天开始，一切都改变了。

我从特多西班牙港乘船来到英国，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在申请别的工作，始终音信全无。火车自南安普顿缓缓驶入伦敦滑铁卢站时，辛兹错把立着烟囱的民居当成了工厂，以为这里遍地都是工作。这确实是个难以实现的理想。我一直幻想着自己能够离开多尔西斯，有一次我甚至写信给国营报纸应征做茶点女孩。换作在家乡，我的学历和自尊都不可能让我屈膝给任何人端茶递水，但辛兹说：“就算是一份独眼跛足耳聋的青蛙都能做的工作，他们也不会给你做的，奥黛尔。”

辛兹跟我念同一所学校，而后又一同旅居英国，她痴迷于鞋子和她的未婚夫塞缪尔。她是在克拉彭大街附近的地方教堂遇到他的。(塞缪尔可算是那地方的特等奖，毕竟那里通常只有一群絮叨光辉往事的糟老头儿。)也因为同塞缪尔相遇，辛兹不像我那样急于摆脱当下，这多少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我总是高呼没法再忍受这一切了，而且我没办法像她一样。然后辛兹总是回答说：“哦，是因为我傻里傻气而你聪明绝顶吗？”

按照招聘广告上的号码，我给那些不要求工作经验的机构打过无数通电话，对方总是很客气，我感觉好运就要来了。这时候，奇迹发生了，真的是奇迹!每份工作都找到了合适的人。说我愚蠢也好，天性执拗也好，总之，我继续投递简历。最近，我应征的一份工作——也是我最理想的工作——是斯凯尔顿艺术学院的打字员职位，斯凯尔顿可是个由廊柱和门廊构筑的地方。我曾在一个周六的月休日专程前去参观。我花了一整天游荡在那些房间里，从庚斯博罗开始，途经威廉·布莱克的蚀刻版画，再到夏加尔。在回克拉彭的列车上，一个小女孩像盯着一幅画那样紧盯着我。然后，她伸出小小的手指一边扯我的耳垂，一边问她的妈妈：“它会掉下来吗？”她的妈妈并没有制止她：看上去她很希望耳垂能自己给出答案。

在西印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和男孩们抢破头，才荣获英语文学一等学位，还在车厢内白白忍受小女孩的掐痛，这一切可不能白费。回到家，英国领事馆寄来了奖品，我的诗歌《加勒比海的蜘蛛莉莉》荣获了首个英联邦学生奖。抱歉，辛兹，但我不想把这辈子浪费在为汗津津的灰姑娘们穿鞋上。我哭过，当然，大部分泪水都被凹陷的枕头吸干了。壮志难酬的压力在我心中郁结。我感到羞愧，但它又使我清醒。我想做点儿更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已经等了五年。与此同时，我写了很多关于英国天气的报复诗作，还跟妈妈撒谎说，伦敦真是个天堂。

我和辛兹到家的时候，那封信正躺在门垫上。我脱了鞋，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处。邮戳上写着伦敦W.1，世界的中心。脚下是冷冰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瓷砖，棕色与蓝色的花纹上蜷曲着我的脚趾。我用一根手指滑动到信封下面，把它当作一片破损的树叶般小心地举起来。信头印着斯凯尔顿学院的字样。

“那是？”辛兹说。

我没有回答，吃惊地读完了信，一个手指甲已经掐进了房东的浮雕花纹墙纸中。

斯凯尔顿学院

斯凯尔顿广场

伦敦 W.1

1967年6月16日

亲爱的巴斯琴小姐：

感谢您寄来的求职信和简历。

无论生命赋予人何种环境，每个人都期待成长。您显然是一位有能力、有准备的年轻女士。因此，我在此荣幸地邀请您担任打字员，试用期一周。

这份工作无疑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学习独处。如果对此没有异议，请回信告知您是否愿意接受此项安排，方便我们开展日后的工作。您的起薪是每周10英镑。

致以温暖的祝福

玛乔丽·奎克

每周10英镑。在多尔西斯工作一个星期只有6英镑，多4英镑，生活会大不一样，何况那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又朝文化、历史、艺术——这些我自小被教导为重要议题的事情更近了。粗黑的签名墨迹里，夸张的字母M和Q透着意大利式的恢宏气派。信纸散发着一股奇特的幽香，边角微微卷起，仿佛这位玛乔丽·奎克女士将它在手袋里放了一阵，才下定决心寄出来。

再见了，鞋店；再见了，我的苦差事。“我被录用了。”我对好友轻声道，“他们要我去上班。我终于被录用了。”

辛兹尖叫着伸出双臂拥抱我：“太好了!”

我哽咽了一声。“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她继续道，她脖颈后的空气闻起来好似雷雨后的西班牙港。她接过信看，然后说道：“玛乔丽·奎克，好奇怪的名字!”

我早已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让指甲尽情地掐进墙纸深处吧，奥黛尔·巴斯琴；把墙纸上的花朵摘下来吧。但，如果早知道此后会遇到的麻烦事，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你还会在1967年7月3日的星期一早晨，理理你的新帽子，整整你的多尔西斯皮鞋，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的斯凯尔顿出现，为这个叫玛乔丽·奎克的女人工作吗？

会的，我想。因为我就是奥黛尔，而奎克就是奎克。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后悔药。

2

想象中，我应该是在一个宽敞的中庭里工作，身边是其他打字员此起彼伏的啪啪嗒嗒声，然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猜其他同事都去法国那种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休年假去了。斯凯尔顿的门框上装饰着金色的拉丁语“艺术征服一切”，我每天沿着石阶而上，手指掠过“征服”和“一切”，然后推开大门。门里面的世界闻起来有着旧皮革和木头打蜡的味道，进门右边是前台那张长长的桌子，背后竖立着一面墙的文件柜，里面早已塞满了晨间邮件。

从我工作的办公室望出去，视野糟糕透顶——一面被煤灰熏黑的砖墙，探头出去可以看到这道熏黑的污迹一直延伸到底下。楼下是一条小巷，隔壁楼的门房和秘书们成排站着抽烟。他们的对话我从来听不清楚，只能看到一串肢体语言构成的仪式：拍拍口袋，掏出香烟，点燃打火机，情人接吻般交头接耳，一条腿风情万种地抵着墙壁。好个隐蔽的地方。

斯凯尔顿广场紧邻着皮卡迪利广场靠河的一段。自乔治三世时就伫立在那儿了，又从伦敦大轰炸中幸存下来。巴士引擎、汽车喇叭、男孩们刺耳的牛奶叫卖声，皮卡迪利广场的嘈杂声越过屋顶飘进来。这样一个地方竟然位于伦敦西区中心地带，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油然而生。

第一个礼拜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跟一个叫帕梅拉·拉奇的女孩说过话。帕梅拉是接待员，在楼里的大人物们出现之前，她总是在柜台前吹着泡泡糖，手支着桌面读她的《每日快报》。她会像对待一片精巧的蕾丝一样把报纸折起来，带着一丝痛苦，仿佛被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打断了，然后才抬头看着我。“早上好，奥黛尔。”她会说。她今年二十一岁，顶着纹丝不动的蜂窝头和媲美五位法老的粗黑眼线，俨然是伦敦东区家族的后起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