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筱雅
“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秉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
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
谭伯牛在《战天京.白云可杀不可留》中这样调侃清名将陈国瑞和刘铭传之间的一场传奇般的火拼。
读到这里，不禁敬佩，这些名动一时的将军，果有过人之处，武能征战破敌，文
能刀笔官司，且进可用状似平实文风攻敌，退足以看若公允字句自保。
当然，清代以至历代军中皆有幕僚文书，极有可能奏折手秉都并非二人亲力亲为，但是，仍可看出叙述方法，即使对于武夫也是性命攸关所在。
武夫如此，文人更如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立言载道都要靠适当的文字，能够彰显增色自然是好，虽说不能因辞害意，至少不能辞不答意。
为有效起见，文体成为规范文字的一种简便的圭臬。
至于治史，特别讲究叙述体例，“名正则言顺”
，治史之人，即便是有孔圣的春秋笔法，或如太史文正公削伐裁度，必当遵守一经创建即已沿袭成规的体例，才不失为严谨大度的正史巨著。
别传固然在取材方面灵动活泼，尽得遗闻佚事之便，但是，征信的要求还是基本的。
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以传信录为副题，征引了大量往来公文、奏折、谕旨和信函，不仅兼顾志状述传略记言录等别传体例，而且征引处随手别裁，文言白话，旧章新词，无不妥帖，若符合契，行云流水中法度严谨，六经注我时浑然天成。
咸同年间多战事，如开篇提到的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不知几何，以二十万字篇幅描摹状写以曾李左为代表的军政要员之间千丝万缕的家国恩仇，如果没有如椽巨笔，确难调度停当。
汉语极具表达张力，既可丰富隐晦，亦可轻灵显白，前者常常是隔着一层窗纱，一旦点破就无比亲近，后者则像剥葱，一清二白间，也许就别有滋味，伯牛论史兼具两种功夫，遑论细节上的万千气象，直笔刻画者有，亦不乏曲笔皴描。
史实寥廓开朗处，堂堂皇皇，幽暗隐秘处，微微茫茫，做到这样地步，已属不易，然终究在描摹状写之列，文体和事实本无违逆，若于隐微处开出强悍辞章，张扬显著，在开阔中凸现曲水流觞，臧否议论，则更为难得。
于论史者，要达到文体与事实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的要求，固需奇技妙语，造成强烈创作反差，这样出来的史，于读者，更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跟随论者殷勤寻觅后，终于找到雪肤花貌的佳人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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