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之后（增订版）：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基欧汉其人及其学术经历

在当今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两位堪称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牛耳的学者，一位是西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教授，他以《人、国家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理论》两本书奠定了在整个国际关系学中的大师地位；而另一位，就是美国东部杜克大学的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前任主席[1]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后者以《霸权之后》一书而蜚声学坛。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论著作被征引的频率，最高的除了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外，当数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了。二十多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最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也是与基欧汉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罗伯特·基欧汉生于1941年，年仅25岁即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基欧汉的导师是著名的欧洲问题研究专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学生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从哈佛毕业时，他放弃了在哈佛工作的机会，来到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在那里，他曾与华尔兹共事过一段时间。1973年，基欧汉开始任职于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在斯坦福大学，他与当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囊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建立起成功的合作关系，同时成为著名的《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的编辑之一。1981年到1996年，基欧汉先后任教于伯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1996年，基欧汉受聘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并任教至今。基欧汉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经两度当选为美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席，1999年，他还被一致推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基欧汉的学术专著不多，除了与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以外，《霸权之后》一书是其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另外，他还发表了三十多篇极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一部分被收集在他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一书中。[2]1979年，他与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被公认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3]在这本书中，两人对国际相互依赖关系中所存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特征，以及国际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政治过程作了精彩的阐述；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基欧汉和奈开始提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政治现实中，各个议题领域中的机制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所具有的独特的意义。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一书，这本书为基欧汉赢来卓著的声誉，该书不仅对当时流行的霸权稳定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和修正，更重要的是，它对推动此后的国际制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并使国际制度研究占据了基欧汉后来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基欧汉还独立或合作编辑了许多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论文集，这些文集，如《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1），《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986），《新的欧洲共同体：决策与制度变迁》（1991），《观念与外交政策》（1993），《冷战之后：欧洲的国家战略与国际制度（1989—1991）》（1993），《国际化与国内政治》（1996），以及最近将出的《合法化与世界政治》等，都领导着不同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趋势，其所撰写的序言、结论以及设计的编书方案，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4]例如他与奈在1971年编辑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一书，试图解释跨国互动与跨国组织对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内部政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5]这本书所发展出来的跨国关系的研究范式（trans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对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

综观基欧汉的论文、专著及其编辑的书籍，不难发现基欧汉30年来的学术理论进程。基欧汉学术生涯是从跨国关系研究起步的，这与他博士论文研究联合国大会中的政治斗争问题是分不开的。在博士论文中，就如基欧汉后来承认的，他试图搞清楚的问题是，联合国大会中的制度背景是否影响着联合国中各国之间关系的结果？权力与利益是世界政治的全部内容，抑或制度也在起作用呢？[7]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学者对过去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研究范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一方面，因为国际相互依赖加强而引起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控与管理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伴随着跨国交往的进步，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这些新的世界政治现象导致传统的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透视世界政治的研究方法在现实中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基欧汉敏锐地捕捉住这些问题，并力图对这些新的世界政治问题在理论上给予回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欧汉30年来所有的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国际相互依赖的加强对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在一个日趋密切的相互依赖世界中，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维持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秩序？从方法论上来说，基欧汉的研究基本遵循的是“颠倒的第二种设想”（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8]的研究途径。众所周知，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三种设想中的第二种设想，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即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而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强调的就是国际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产生影响的。在基欧汉绝大部分著述中，无论是探讨跨国关系和国际制度，还是国际化和意识形态等问题，集中关注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跨国力量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且同时还阐述跨国力量是如何以及怎样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作用的。这种研究途径并不是说基欧汉不重视国内因素对国际关系的作用能力。实际上，基欧汉一直承认这种作用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然而，在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研究范式中，国内关系即使不从属于国际关系，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愈来愈多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作出恰当的评估，无疑是我们时代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重大职责之一。[9]

在基欧汉身上，有许多可贵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学术研究议题敏锐的捕捉能力。在基欧汉至今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世界政治研究特别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世界政治研究议程，无论是跨政府组织问题，还是国际相互依赖的管理问题，以及霸权后合作与国际制度问题，或者国际化与国内政治问题，总是能够贴近并抓住世界政治发展的脉搏，而基欧汉又能通过高超的综合和平衡能力，通过国际制度这个关键概念将这些看似孤立无关的问题整合在一个框架中。所以，在我看来，基欧汉作为第一流的学者，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于他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种对时代议题敏锐的“嗅觉”能力，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能具备的。

其次，基欧汉的学术成就还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时时关注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以开放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研究，而不应该使自己的观念囿于人为的学科边界之中，也不应该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只限定在国家边界的框架之内。本质上，各门社会科学尽管名称不同，但是探讨的问题——诸如秩序、冲突、分配、公正等等——常常是相同的，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某门社会科学所能单独垄断的，更何况这些问题也不是某个人为设定的国家边界之内的问题，它们实际上是所有政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应该说，各门社会科学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某门学科中百思不解的问题，可能在其他学科中早已经是有答案的问题了。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以谦虚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博采各门学科之长。我们平常一直强调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方面，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提供了开放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如果没有及时捕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有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模式。基欧汉至今仍然认为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是他对世界政治研究的最大贡献。[10]

最后，一名成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注意并能够发现研究议题中不为人注意的隐秘的地方（research corner），这些地方最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并能促使许多学者产生浓厚的兴趣，利用大量的经验研究去检验和证伪这种研究范式。一个学者要是做到这一点，他的研究就能够占据学科发展的中心位置。[11]学科研究中这些隐秘的地方，就我个人的理解，类似于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大厦中的“裂缝”问题，这些可能撼动既有理论大厦或者框架的“裂缝”，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是迫切的问题而不是无关痛痒的问题，是实在的问题而不是臆想的根本不构成问题的问题。[12]这些“裂缝”问题的寻找及其解决，对我们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完善非常必要，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太多了，而是正在研究的真问题太少了。

解读《霸权之后》

在基欧汉的所有著述中，《霸权之后》是最重要的一本书。《霸权之后》一书共分为4个部分计11章，其理论论证的核心集中在“问题与概念”的第一部分和“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经验研究，考察了战后美国霸权在实践中的运作，第四部分是结论。各章内容在此不作赘述。在本书中，基欧汉提出的一个中心命题是：霸权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显然，这既是个极具理论挑战性的命题，也是关系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合作的一个政策课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具有理论挑战性的命题呢？众所周知，在正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流行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13]看来，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或者霸主的存在。霸权稳定论假设，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公共物品。[14]我们知道，大凡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即我对这种物品一定量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这种物品同量的消费；同样，由于物品“公共”的特性，我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排除其他人同时对这种物品进行消费。换句话说，公共物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那些没有承担供应公共物品责任的个体可以“免费搭车”（free-rider），自动享受别人提供公共物品所能带来的好处；退一步讲，当各个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的类似公共物品的利益需求时，这些个体可能不会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这就是奥尔森揭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5]。公共物品这种独有的特性，决定其经常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所具有的外部性效果会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市场出现“失灵”的恶果（market failure）。一般来说，为了克服这种困境，强制性的中央权威是重要的途径之一，[16]这就是在国内社会中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理由之一。推及到国际关系中，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但是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如安全、经济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际体系就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反之，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者存在霸权国家而这个霸权国家却处于衰落之中，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发生霸权战争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