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曙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新的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里，人们都在筹划着用什么姿态或者准备什么礼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的这一套“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也是一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因为它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也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
我并不奢望能从这套丛书中不经意间跑出几匹黑马来，在文坛上闹个红红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将有一番新的艺术风采，并有比较稳定比较整齐的艺术质量。
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长篇热”。在这阵子“长篇热”中，各级领导倡导和干预，出版机构积极运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齐上阵，各种新闻媒体起劲炒作，的确热得可以，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景观。当然，这阵“长篇热”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诸如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影响扩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创作趋势，等等；不过，真正称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长篇热”热过了头又带来某些领导不重视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家文体意识淡薄、评论评奖庸俗化、书商炒作商品化等种种问题。在“长篇热”已经热过了头，需要降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划和推出这么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这是需要首先说清楚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想说说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换言之，即谈谈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这么一个正摆在长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评论者面前的问题。
长篇小说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它的艺术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写什么，而是取决于怎么写。写什么，亦即题材问题，对于创作的艺术质量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题材即写什么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尤其是强调到首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步，那就是违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的了。在过去特定的岁月里，我们吃过这种“题材决定论”的不少亏，后来又对其进行过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文坛上，由于种种原因，“题材决定论”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个幽灵又在文坛上游荡。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我们绝不能再吃“题材决定论”的亏，对于它，无论是原装的，还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过的，抑或以时髦的口号为掩饰的，统统加以拒绝。在这儿，我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来剖析几十年前曾经猖獗一时而今又卷土重来的“题材决定论”，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有哪一部优秀作品，或者传世之作是由于写了重大题材？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对于题材问题的这种理解，在这套丛书里，我们不想给作家们在题材上划出“特区”，也不想划出“禁区”。我们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最熟悉和具有独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反映或表现这种生活。于是，读者诸君已经或将要在这套丛中看到的作品，在题材上的确是多样的，既有写当下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时间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较重大的题材，诸如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和当今人们关注的改革事业，也有写身边琐事并从中加以深入开掘的；有作家亲历的生活，也有间接的生活，诸如石钟山通过历史文献资料重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后期滇缅战场野人区的那段生活，等等。总之，我们将在这套丛书读到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我们想用这些作品来表示我们对题材问题的一种见解，并对“题材决定论”作出严肃的拒绝。
决定作品艺术质量的因素很多，诸如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视野、文化素养、思想水平以及叙述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被忽视。大量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对他的创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梳理或提炼他从生活中提取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活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思维。作家的艺术思维对于他的作品的艺术质量起着重要或主导的作用。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大多是单一的、封闭的；他们往往用一种两极化、纯净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把生活纯净化、两极化。这种思维的定势大大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必须突破这种纯净化、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使作家的艺术思维开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现变革中的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读者诸君从本丛书中读到的长篇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开放的艺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和构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将有新的艺术风采。
除了上述所论及的题材多样化和艺术思维开放性外，在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中，我们还提倡作家们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有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艺术上，我们主张中外文化的杂交，中外艺术的嫁接。片面地强调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继承民族传统，和过于醉心地模仿外来的艺术形式，甚至拜倒在外来艺术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还是要记取鲁迅先生的教诲，一是对外来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即占有、选择、消化；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进行改造，正如他所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见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这种对传统文化有所删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的态度。杂交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在动物和植物界是这样，在文化界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杂交”，希望这种杂交能产生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艺术品。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一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会或不讲究叙述的艺术，不讲究讲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固然有思想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节的魅力，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说这是叙述的魅力。本世纪六十年末诞生于法国的作为现代文体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叙述学，几十年来已经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叙述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研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法国关于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对我们的现代文体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叙述的角度和叙述的人称，从叙述的语调到叙述的节奏，从叙述时间到叙述声音，中外学者关于叙述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完全值得作家们借鉴，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去。我一再呼吁作家们要强化文体意识，在这儿，同样也要重申这一主张。希望收入这套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叙述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过：“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第112页，三联书店版）这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创作是由情节性的长篇向精神性的长篇转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灵化转化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又将有什么新的转化呢？这是人们拭目以待和共同关注的。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种转化已略露端倪，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约可以说出其转化的趋势。我以为，这种转化中，由于作家们文体意识的逐渐强化，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是一个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作的时代。希望这套长篇小说丛书能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的世纪性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盟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强化文体意识，重视文体创造。倘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和编辑们的劳动也就很有意义了。
1996年盛夏时节，蒙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热情邀请，我和一批很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胜地庐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一同纵论文坛流史，切磋创作技艺。下山之后，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热情会见我们，并嘱我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长篇小说丛书。从那时起，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邓光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关小群、洪安南等领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下，这套丛书开始运作，从筹划、组稿到编辑审稿，历时两年，第一批作品将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按照惯例应由我这忝列主编者写几句话作为丛书总序，一再推托拖延终赖不了账，只好写了上面这些话，权当丛书的总序，置于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并献给广大读者，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