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近代中国的劫难、困境和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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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初春，法国北部加来地区的小城阿拉斯（Arras）被一层厚厚积雪所覆盖着。三年来炮火的洗礼下，这座漂亮的小城早已不复往昔模样——一座座佛莱芒巴洛克风格的小楼化为败瓦颓垣，高挑的圣瓦斯特修道院如今只剩几道残墙，孤零零矗立在寒风中，四散零落着一地碎瓦。

就在距离修道院不远处的斯卡尔普河边，一群蓝色棉布工装覆体的劳工，正奋力挥舞着十字镐和铲锹干活。铁器翻飞，在地面上掘出一道状如犬牙交错的壕沟。那群劳工便站在两米来深的沟底，碎冰混合着泥浆没过他们的胫骨，雪片不断飘落在他们的脸上，旋即与汗气一道蒸发。

只要靠近一些，便会发现他们并非法国人。漆黑的头发浸染着雪水，凌乱地耷拉在一张张暗黄色的脸上……这是一群来自远东的劳工。

领头的那个身材高大的华工操着一口鲁东口音方言，大声嚷嚷着：「大伙子使劲儿干啊，德国人不知啥时候就来咧！」

话音未落，已经有人抗议：「苏连元啊，你尽知道催咱！不看看那帮英国佬在干啥！」

尽管壕沟遮挡了视线，苏连元也清楚身后的英国士兵此刻正在喧哗玩牌。他们所身处的支援战壕盖有顶棚遮风挡雪，宽敞的坑道里甚至生着火炉，而华工们干活的位置，却在前线的射程之内，随时都可能撞上德国人的枪口。念及此，苏连元不由打了个寒颤，他的小腿已经冻得麻木，却只能忍住浑身的酸痛，操起铁锹向脚边的白垩土砸去……

直至夜幕低垂，雪终于停了，战壕里也传来了阵阵鼾声。精疲力竭的中国劳工们已在此连续施工 40 多天，只能借助轮岗的机会，倒在冰碴与污泥堆积的沟底勉强休息。

苏连元放下工具，轻轻活动着手臂关节。他的手腕扣着一枚黄铜质地的环箍，那上面刻有每名劳工的编号，那玩意是英国监工扣上的，作为身份标识。只有到了合同期满回国之后，才能用工具将铜箍剪开。苏连元又确认了一遍远处的动静，才蜷缩着靠在壕沟一侧的土坡上，甫一合眼，巨大的困意便汹涌来袭。

来自沂水县城关镇的苏连元在一年前决计不会想到，原本在临沂讨生活的自己，会一路艰险来到远隔重洋的欧洲。他更不会想到，自己本是政府的招工，居然成了代表中国参加「一战」的一员。

事实上，苏连元只是一战时赴欧的十数万名华工之一。为何会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中国劳工甘冒生命危险奔赴前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头说起。

1914 年 6 月 28 日，那颗射向奥匈帝国皇太子弗朗茨·费迪南大公的子弹，将巴尔干半岛点燃，继而整个欧洲都开始熊熊燃烧。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两天之后俄国开始总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紧接着 8 月 1 日、3 日，德国分别向俄、法宣战，并入侵已保持永久中立的比利时，以取道此地进攻法国。受到威胁的英国也不甘落后，8 月 4 日对德宣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了。

对于远隔重洋的中国而言，欧洲列强的纷争跟自己并没有什么关系，刚刚成立两年有余的北洋政府面对内乱尚且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参与这场帝国主义的大战。

是时，独揽大权的大总统袁世凯一边镇压着南方革命党人，一边密切地关注着欧洲战事。他深知要巩固政权便不能轻举妄动，更不想把西方的战火引到身边来，于是对外宣布保持中立：「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

中国的中立很快得到同盟国与协约国双方的承认。只是，中立国的身份并未带来多么宽松的国际环境。虽然欧洲列强们已经放松了对中国租界的管辖，但始终还存在着一个更可怕的威胁——日本。

「一战」开始之后，日本朝野各方一片欢腾，隔岸观火的心态溢于言表。新任驻华公使的日置益笑言：「就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明治维新的元老人物井上馨也在致首相大隈重信的信函中提道：「此次欧洲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祐。日本国必须立即举国团结一致，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

曾指挥甲午战争的山县有朋更是毫不避讳地指出，日本必须借「一战」爆发的机会谋求更多利益，要让中国在政治、经济问题上与外国进行交涉时，须得征求日本的意见才能决定。在日本人眼里，围绕在身边这块巨大蛋糕一旁的食客们终于远去，难得有个独享的大好机会。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舔唇咂嘴，而视线所聚焦的地点，便是山东半岛上的明珠，胶州湾。

自从 1897 年「巨野教案」事件发生后，德国便借口传教士被害，入侵了胶州湾的青岛，并在 1898 年 3 月 6 日迫使清政府签署了《胶澳租借条约》，将胶州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将青岛定位为海军军事基地、港口和行政经济中心，还在这里建立了本土外最大的海外舰队。

胶州湾作为天然的深水良港，其交通贸易枢纽位置和海防要塞的地理特点，再加上山东半岛蕴藏的煤矿资源，全都令日本人垂涎欲滴。甲午战争时他们便趁机占据了威海，一度要求清廷割让山东，却由于德国、俄国和法国「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干预而未能得逞。日本军政府对此怀恨多年，吞并山东的野心始终未遂，直到等来了「一战」中德国人无暇顾及远东的时机……

战争开始后，德国很快便将驻守青岛的军队主力撤回本土。整个山东半岛防守洞开的态势，自然被日本政府所洞悉，他们便预谋以《英日同盟条约》为由出兵山东，进而夺取德国租借地及胶济铁路。甚至连那些滞留在山东的德国人也看出了日本的企图，提议德国政府将胶澳直接交还中国，以免成为日本对德开战的借口。

于是，自知已无力维持胶澳殖民地的德国政府主动向中国方面提出，愿意将青岛交还。根据 1898 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日本获悉中德接触后竟大为光火，公然向北洋政府施压，要求立刻停止此事，否则便兵戎相见。正图谋称帝的袁世凯唯恐惹上外敌，只好放弃了收回胶州湾的拟议。

8 月 15 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军队在一个月内撤出胶州湾。一周内德国并未作出回应，日本便在 23 日正式对德宣战，「青岛战役」随即爆发。正当两国海陆军交战之时，宣称中立的北洋政府对于两国在自家土地上厮杀不休，不仅未加干预，还特意在山东半岛潍县（今山东潍坊）以东划出一片特别行军区域，专为日本军队通行，任由日德双方交战。

于是，日俄战争的惨剧犹历历在目，胶州湾百姓又平白沦为了炮灰：一户户民宅变为巷战的工事，平民遇袭更是家常便饭。整个青岛毁于战乱的家庭超过 1500 户，为流弹致死的有 40 余人，总计财产损失大约 1900 万元。而日军更是自登陆后便大量施以劫掠、强暴等暴行，并在青岛实施了军事管制干预民众自由。在此期间，日本宪兵与警察随意罗织罪名逮捕、关押、审讯和残杀当地居民。

迫于民众压力，北洋政府只得声明取消战区，并要求已占领胶澳铁路的日军撤回至租借地内。由此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1915 年 1 月，日本政府不仅两度无视中国提出的撤军要求，反而无耻地以中国政府「独断处置、不顾邦交、使日本帝国受辱」之名，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其中所暴露的野心之大，甚至令老于世故的袁世凯也为之色变。单是第一号的四项条款，便赤裸裸地展露出霸占山东的想法：

一、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二、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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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三、日木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四、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连夜看完全部条款之后，袁世凯陷入了寤寐不宁的状态。他发觉日本的意图远不止于东北和山东，而是吞并整个华夏大地，令其成为朝鲜那样彻底的殖民地，全面掌控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领土。日本人也知道这要价过分贪婪，为了避免英美等国的干涉，他们将「二十一条」特意绕开了中国外交部，由驻华公使日置益直接与袁世凯展开密谈时提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文件原件上还印有无畏舰与机关枪等水印，目的便在于胁迫袁世凯低头签字。

卧榻上辗转难眠的袁世凯明白，一旦签署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自己的下场将比清政府更难堪。他只能不断提出修改意见，试图借助谈判来拖时间。

与此同时，一位视野犀利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则果断提出对外曝光部分条款，以求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援。身为驻美公使的他，提出联美制日的策略，并多次拜访美国驻华公使茵恩施（Paul Reinsch），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了欧美政府及媒体。

只可惜，彼时西方列强正焦灼于欧战，谁都不愿再招惹日本这样一个遥远的强敌。不过外媒对条款的曝光还是触发了日本当局的神经，他们一边向欧美搪塞，一边向北洋政府连续施压。

5 月 7 日，已对山东饥渴难耐的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了最后通牒，此刻日本的军舰已经深入渤海一带来回巡逻，山东、奉天两省大军压阵，整个关东宣布戒严。纸上的水印成了现实的威慑，稚嫩的北洋政府已然岌岌可危。

这时，早已和日本秘密结盟的英国人也来出面交涉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私下表示：「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 40 年，和大总统有 30 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说「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经过最后交涉，日本人勉强同意放弃严重威胁中国独立与主权完整的第五号要求。1915 年 5 月 9 日这一天，北洋政府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接受了除第五号外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随后屈辱地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闻此消息，日本国内的政府元老、军界人物、财阀、右翼民众等无不弹冠相庆，利用「一战」来扩大对中国侵略的目的竟真的实现了。

至于中国国内，则是举国上下一片民声鼎沸。当他们知道山东半岛从德国人的手里，转为被日本霸占，无不群情激愤：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年轻的周恩来也走上街头大声疾呼，呼吁国民团结一心，誓雪国耻；北京二十万人集会于中央公园，痛斥政府的卑微无能。签订条约的 5 月 9 日也被国民订立为国耻日。

愤怒的民意中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响：希望中国能够参加「一战」，加入已经显露胜机的「协约国」阵营。袁世凯自然也清楚中国参战是有好处的，一来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来只要获胜成为战胜国，就可以参加战后的和会，那么便有理由废除和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事实上，早在「二十一条」签订前的 1914 年 8 月，袁世凯就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议，由中国派出五万兵力协助英国人一起对德攻击，收复青岛。可朱尔典想都没想便一口拒绝。在他看来，英国军队根本不需要中国人的帮助，他们完全可以独力面对德国。此外，英国和日本勾结不清的关系，也让他们不会轻易在山东半岛出手。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袁世凯又一次通知英国，提出对德宣战并加入协约国。此时困于德国军力的英国已然没有了之前的豪气，流露出了同意的态度。而日本人则认为中国参战对他们的在华权利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立刻跳将出来威胁协约国，宣称「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强力阻止中国参战。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甚至提出个奇葩的理由，声言东亚人的体质不适合在欧洲山林作战。讽刺的是，这种自我贬低式的论调，更令欧美人加重了对东亚人的歧视，并在之后的巴黎和会上让日本人尝到了苦头。

作为一个弱势国家，别人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攻击你，而自己居然连对外宣战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仰大国鼻息，听人摆布。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

不过即便两次派兵参战的提案均遭到否决，北洋政府仍未放弃。袁世凯身边的头号红人，人称「小总统」的财政部次长梁士诒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中国并不直接派遣军队参战，而是代之以派出华工的方式来支援协约国。

事后证明，梁士诒的这个计谋，后来被称为「以工代兵」战略，是相当高明的一招。

此策略之优点在于，首先当时协约国已经深陷战争泥潭，人员伤亡惨烈，兵力和后勤消耗严重。英法俄三国都有获得新生力量支援的需求。其次，民初中国内忧外困，国库和军备都很难支持直接派兵，而排出华工则可以由列强来支付工资。再者，参战不能的中国被迫中立态度，派出华工也可继续维持中立，避免了德国报复性屠杀海外侨民。最重要的是，中国可以借此获得参加和会的机会，谋求收复山东。

抛开政治视野从经济角度来看，「以工代兵」的策略也有其进步性。当时中国的国家贸易入超严重：从 1864 年到 1913 年的 50 年中，输出共计 695.5 亿两，而输入高达 932.4 亿两，入超额达到了 236.9 亿两。加上民初国内经济萧条，民族实业举步维艰，无业者数目庞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正处于一个标准的内卷状态。因此，安排大批劳工去往海外谋生，一则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二则也能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不失为一个破局之道。

因此，这一策略被顾维钧称为「一步妙着」。当时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蔡元培、李石曾等也从提升国民文化素质角度赞成华工出洋，并对华工留洋的教育准备倾注了许多心血。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梁士诒接触了英国驻华武官罗伯逊（David S.Robertson），提议由中方向英国派出 30 万华工，并装备上 10 万支步枪，交给英国方面指挥，以此来支援欧洲战场。没想到，罗伯逊汇报给朱尔典之后，后者直接驳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英国政府认为「以工代兵」政策会令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有利于中国崛起，一口回绝了这项提案。

大失所望的梁士诒只好又一次修改方案妥协，将「武装华工」彻底改为「普通华工」，并再度和西方交涉。这一次，事情终于获得了意外的转机……

事态的变化，是在 1916 年那个寒风凛冽的 2 月发生的。

随着「一战」转入西线战场，德国对法国发动了堪称「血肉磨坊」的「凡尔登战役」，法军伤亡损失高达 54.3 万人。随后英法联军又发动了更加惨烈的「索姆河战役」，英军单日伤亡数目便达到史无前例的 57000 人。在阵地战的血腥洗礼之下，最终英军死伤约达 42 万人，法军则约为 20 万人。

剧战后的英法两国均心余力绌，兵源和劳动力资源补给都已濒临崩溃边缘，前线与后方的厌战情绪也在不断蔓延。3 月时，法国军方便将目光瞄准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入夏之后，英国也扛不住了，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提出招募华工来从事后方勤务。与此同时，迫于东线战事压力的俄国，也寻求从中国输送劳工。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成立了新的「安福系」国会，政权实质是落入了段祺瑞的皖系手中。他首先批准了由法国在中国成立私营公司，招纳华工赴欧援战的计划。当时负责为法国招工的主要有惠民公司、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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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兴业洋行、道信洋行、普益洋行等，招工地点为天津、南京浦口、青岛、香港四处。

然而由于缺乏经验，法国的招工不但缺乏管理，还和政府产生了摩擦，而且招来的劳工自身素质也良莠不齐。后来，精明的英国人便吸取的教训，其外交大臣劳合·乔治将招募的范围锁定在了一个地点——山东的威海卫。

说起来，对于威海卫地区的劳工水准，英国人早就有所了解，并赞许有加。早在 1904 年，英国在开发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维瓦特斯兰金矿时，便从威海卫招募了 2000 多名山东劳工。这些工人吃苦耐劳的程度远超他们的想象，于是后来海参崴、苏门答腊等地的开发中，英国人也招募了大量山东籍工人。

对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中国通」朱尔典也提到，「山东人口稠密，人民勤勉，宜于苦力之征募也」，他认为山东人身材高大，体魄强健，长期在北方生活也契合欧洲的地理环境，更容易适应那里寒冷的气候。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确实存在大批寻求谋生之道的青壮年民众。彼时黄河洪水多次决口泛滥，灾荒频发令山东地区的农业连遭打击，民不聊生。据史料记载：「1917 年夏秋，山东各地大雨不止，曹州、濮阳一带黄河水暴涨，漫溢出多处，所毗连的曹县、单县、范县、郓城等地均成汪洋，被水淹没约有七八百庄之多，共不下十余万户，其中生还的灾民皆啼哭呼号，四处乞讨……」

天灾之外，山东地区常年面临军阀混战，兵匪勾结的局面，北洋军队、护国军、地方民团、土匪之间为争权夺利相互混战，一贫如洗的底层民众还要面对战乱的威胁。

因此，当山东的灾民们看到英国张贴的招募布告后，纷纷产生了出国谋生的想法。在阿拉斯城挖战壕的苏连元，当初也是看到当地传教士分发的传单后，才知道了招募华工的事情。传教士特意将他邀约至沂水县城的茶楼，对他大致介绍了赴英做工的相关事宜，继而宣传说，去英国做苦力不但每个月有 12 元的固定工钱，还能拿到教堂另付的 10 元补贴。

在英国人眼中，干一个月粗活只领 12 大洋，这毋庸置疑属于廉价的劳动力，可在苏连元看来，这笔钱可以粜一千多斤高粱！他简单计算了下，一年光靠工资便可以养活 24 口人，这还不算教会的补贴。而且，如若发生不幸，因伤致命者可以拿到抚恤金一百五十元，因伤而残废者也有七十五元。对于当时的山东农民而言，一年也挣不到几个大洋。正是在如此「巨大诱惑」的待遇之下，苏连元决定赌一把，冒着生命危险远赴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家人搏一些福利，也为自己闯一条出路。

和苏连元有着相同想法的穷苦民众很多，他们通过市集、庙宇、饭馆等张贴的布告纷纷报名，一时间应募者摩肩接踵。「一战」期间仅是威海卫招募到的华工人数，便超过 54000 人。至于华工总数，英国招募的大约便有 11 万人，若再加上法国所招募人数的话，总数大约为 13.5 万到 14.5 万之间。至于俄国所招募的华工，更是多达数十万之众。

告别家人之后，苏连元打点好远门行装，从沂水直接坐车来到威海卫，住进了华工待发所。第二天一早，便被人带去脱去衣裤检查身体，将肺痨、支气管炎、沙眼、痢疾、花柳病等项目逐一仔细盘查了一遍。体格强健的苏连元顺利通过了检查，医生在他的胸前画了一个「A」字母，以此和胸前画有「B」字母的未合格者区分。

苏连元发现，经过身体检查流程后，有一大批前来应征的老乡被筛除了出去。他庆幸地回到了待发所的宿舍里，舒舒服服洗了把热水澡，又吃了一顿有肉有菜的饱饭，在他看来宛如盛宴。

隔日，在为时三年的劳工合同上签字画押之后，苏连元的手腕上便被扣牢了刻有编号的铜箍，又领了夏衣裤二件，冬衣裤一件、鞋一双、皮鞋一双，以及包括水瓶、梳子等在内的一套生活用品。随后被领进了检查室里，一位书记员将他的号码记入到花名册，又顺带详细记录了年龄、身高、应募日期、家属姓名、住址等诸多信息。事后书记员还会多次核对信息，以防冒名顶替发生。

待一切流程妥当之后，苏连元便被编队带到威海卫的码头，在此等候仁记洋行的海轮将其带往欧洲。此时的他，尚在憧憬着海外生活，并不知道此后的命运将会充满苦难与危险……

苏连元所搭乘的海轮一路南下，经由香港、新加坡后穿越马六甲海峡，再向西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停靠法国马赛港后，转乘火车去到北部地区加入前线做工。

后来日德兰海战发生后，英国军舰进入北海，从海上封锁德国。德国为了反封锁，利用先进潜艇的优势开启无限制攻击，长期在北海、地中海袭击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从此之后，华工赴欧便无法再走苏连元那条路径，只能绕远经日本海横穿太平洋，抵达温哥华后，搭乘铁路至加拿大东部的哈利法克斯，再乘船越过大西洋前往法国港口。这条漫长的航线艰辛无比，以至于不少华工都在半途中选择了投海自尽。

苏连元的赴法之途虽无此等关山迢递，但也充满了波折。他所搭乘的海轮本是货船，临时改建载客，华工们只能像罐头一样挤在密不透风的货舱之中。船行至印度洋近赤道地带时，酷热而憋闷的船舱令苏连元苦不堪言，可英方管理人员规定每天只能轮流上甲板透气一会，待遇简直与监狱无异。

至于饮食，船上的菜蔬储备颇少。后半程的航程中，苏连元几乎没有吃上过几顿蔬菜，出现了牙龈出血肿胀、四肢无力等明显的坏血病症状。相比之下，那些患上腹泻、热症及癣疥的劳工们更加悲惨，每逢气候酷热难当，便有许多神志不清的病人连声叫唤……

待到入港登陆之后，一路饱受折磨的苏连元未做任何停歇，便和其他劳工被集体送往法国北部索姆河口重镇诺埃尔。在此短暂休息调整后，他就被派遣到了阿拉斯城，开始挖起了战壕。半年之后他方才知道，与前线危险而苦累的重体力劳动，以及英国管理者所施加的非人虐待相比，船上的路途根本算不上什么。

苏连元的遭遇，只是「一战」时数十万中国劳工的一个缩影。

「一战」时招募的华工半数以上都集中于法国北部地区的前线地带，在加莱、敦刻尔克、布鲁恩、利哈佛等地，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除了负责开掘战壕，构筑工事的苦力，还有很大一部分华工在当地的军事相关工厂工作，如造船厂、子弹厂、火药厂、枪械厂等，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施奈德公司、海军造船厂、马赛工程公司等等。华工们除了装卸船只、制造枪弹，还要清除道路，修建军营，另有一批则负责在野战医院救护伤员，甚至掩埋阵亡士兵和扫雷等。总之，只要是最脏最累，最无人问津的活计，都会丢给华工来做。

简单的文字表述，并不足以形容这些华工所遭遇的磨难和屈辱。

像苏连元那样位于前线战壕的劳工，不仅要提防德军的流弹，头顶上还不时会有德国军机的轰炸，有时还要迎风冒雨而驰驱百里之外。至于战后清扫战场被地雷、炸弹炸死，或是吸入过量毒气而亡的华工，几乎每月都有数十例。

苏连元自己便差点葬身于德军坦克的履带之下。短短半年内，他已目睹了多名华工兄弟的死难，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令其精神饱受折磨。

这种心惊肉跳和血腥场面的多重精神摧残，令很多华工都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在法国北部诺埃尔勒镇的华工大型集中营中，便附有一所精神病院，专为安放这些精神失常的华工。这些病人只要一听见头顶传来飞机的声音，就会疯狂地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原本被承诺不需参战的中国劳工们，竟然被迫直接参与了战争。1917 年，在欧战主要战场法国毕卡第(Picardie)，德军曾一度冲入阵线，此时法兵已退，无依无靠的华工只能操起平日做工的十字镐、圆锹，与德军展开血淋淋的生死肉搏……

那些在工厂做工的中国苦力们待遇也极恶劣，不但工作强度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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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还要被外国监工们挟嫌报复。常常有从事高危工作的华工不幸死于非命。在博亚克工厂做工的华工王胜云，便被吊杆上脱落坠下的火药箱炸死，至于那些因工作劳累操作失误死于机器碾压或触电的华工，更是数不胜数。

令人倍觉气愤的是，在英法俄等国的白人眼中，华工是黄种人，即是低人一等的苦力，他们可以随意凌辱，鞭打甚至枪杀华工。华工们悲惨的遭遇，在史料中留下了一笔笔血泪记录。

法国管理者和军警们曾经多次欺辱华工，驻法公使胡维德曾向法国政府愤怒控诉道：「请观克鲁之命案，华工受屈冤而不伸；布加格之格斗，大兵压境，杀人盈城；胥黑沦十九人要求工资，无辜坐罪；戈耳泊三四人休息间游，竟遭惨亡。不仅此者，波多有死刑之宣布，假军事以处华人；都瑟用板杖之淫威，沿清律而恣暴虐，充军默埠者三四百。每日工资仅半佛，苦力马赛者数十名，整日只食于面包！」

英国人的残酷和粗暴尤甚。他们列出了更加严苛的管理制度，华工常常惨遭皮肉之苦。

目睹英国军队虐待华工的纳塔莉·萨勒（Nataly Salle)夫人，在法国《皮卡通讯报》的采访描述道：「先生，那很可怕。我们看到英国看守和警察像打狗一样地殴打他们。英国人把他们的鞋子、衣服全部脱掉，把他们绑在桌子上，一直鞭打他们直至流血。然后再拿刷子和热水来刷他们，这样便看不到伤痕了……」

法国当地人的日记中也曾提道：「这些无精打釆的中国苦力，被结实而趾高气扬的英国军官和士兵手持短粗木棍, 在两旁押着，就像狗赶羊群一样地劳动。」

东线俄国战场的华工境遇也同样凄惨, 每天要重体力工作 12 到 15 个小时, 只能啃又粗又硬的黑面包, 喝污染严重的水, 住在最简陋的木屋中, 不少人连病带累折磨而死。苏联出版的《中国战士同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工人过着困苦悲惨的生活……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黄种人，是买来的商品和奴隶，可以任意枪杀、鞭打、长期囚禁在沼泽和森林地带，挨冻受饿。」

即便在如此非人的待遇下，中国劳工们依然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忍耐和勤劳。他们所展现出的良好身体素质、吃苦耐劳、勤奋勇敢、聪明好学和纪律性，都令西方人刮目相看，在评价中不吝赞赏之辞。

协约国联军总司令, 法国元帅福煦（Ferdinand Foch）向国防部机密报告书中称赞道：「华工是第一等工人, 亦可成为卓越的团兵, 在敌人现代化疯狂炮火下，仍能保持最优良军人的品格, 坚定不移。」

伦敦《泰晤士报》评价说：「现代战争本质是一种现代工业，而华工便是这种新战争的一支新部队，只不过他们的武器是铁镐、撬棒、铲锹及推车。」

英国军队的内部报告中, 则详细描述了华工出众的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华工十余名, 于二十分钟工夫便将一车二十吨货物一输卸空, 是即每人每十分钟时间，计卸一吨之数。码头卸货甚慢，最后找来华工工头领散工二十四名经手卸之, 速度颇为敏捷。华工间亦有通英语者, 遇英工人操作电气起重机或其他种类之起重机有差错时，常以英语纠正之。」

英国战地记者韦克飞尔（H.R. Wakefield）的体会更深，他写道：「亲见数百华工, 在数星期前，对于各种工事尚属茫无头绪，乃逾时未几，居然能制造水泥, 修理坦克战车, 并从事于他种工作矣！」

总而言之, 华工的水准用韦克飞尔的话来总结，便是——「世界工人，殆无其匹」。

中国劳工为协约国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资源, 让这些国家在最绝望的时刻获得了宝贵的有生力量, 为 1918 年「一战」的胜利提供了超乎想象的帮助。而与此同时, 多达 3000 名华工不幸牺牲，魂断异乡，只能长眠于欧洲各地的华工墓园中……

在这些牺牲当中，引发了中外社会最强烈震动的, 是一场发生在地中海的惨案——1917 年 2 月 1 日起, 德国开始无限制潜艇战, 对海面来往船只一律打击。当年 2 月，一艘载有 900 名华工的法国「阿托斯号」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军潜艇击沉, 542 名华工丧生海上。

彼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一起意外发生的惨剧，居然间接导致中国正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备案号:YXX1pZx90GztMebjQ8S3X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