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原因

第　一　章

我们在自修室上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打瞌睡的同学惊醒过来，全班起立，仿佛刚才大家都只顾用功似的。

校长做个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对学监低声说：“罗杰先生，这孩子交给您了，他上五年级。要是功课、操行都不错的话，就让他转到高班，按年龄他该进高班了。”

那新生缩在门后墙旮旯那儿，几乎谁都看不到。这乡下孩子约摸十五岁光景，个子比我们大家都高。头发齐额剪平，像个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看上去挺懂事，神情却很窘迫。肩膀不算宽，可是那件钉着黑纽扣的绿呢上衣大概袖笼太小，裹得紧绷绷的，袖口还露出一截红彤彤的手腕，想必平日里是裸露惯的。浅黄色的长裤用背带吊得高高的，穿蓝袜子的小腿肚露了出来。脚上那双皮鞋挺结实，敲了好些鞋钉，但擦得不亮。

大家开始背书。他竖起耳朵听，专心得像在教堂里听讲道，既不敢架起腿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课桌上，到两点钟，下课铃响了，他还不起来跟我们一起排队，学监不得不提醒他一声。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好腾出手来；而且帽子非得一进门就扔，从凳子底下穿过，一直飞到墙脚根，扬起一片灰尘；这叫派头。

可是这做法，新生不知是没注意到，还是不敢照做，直到祈祷完毕，他仍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这顶帽子是个杂拌儿，有点像毛皮高统帽，有点像波兰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獭皮帽或棉便帽，反正看上去挺寒碜，那副默不作声的难看模样，活像一张表情让人莫名其妙的傻瓜的脸。帽子里面有撑条撑着，胖鼓鼓的像个椭球，底下先是三箍馒形饰边；而后交替镶拼着丝绒和兔皮的菱形方块，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就是口袋似的帽筒，顶上是块硬板纸的多边形，上面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然后从帽顶垂下一条极细极细的长绳，下端荡着一个金线编成的小十字架。帽子倒是新的；帽檐闪着光。

“你站起来，”老师说。

他站起来：帽子掉了下去。全班都笑起来。

他弯身去捡帽子。邻座同学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俯身捡起来。

“就别管你那顶头盔了吧，”老师说，他是个挺风趣的人。

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这可怜的孩子狼狈不堪，不知那顶帽子是捏在手里好，还是撂在地上或戴在头上好。他重新坐下，帽子放在双膝上。

“站起来，”老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新生嘟嘟囔囔说了个名字，谁也没听清。

“再说一遍。”

还是那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淹没在了全班的喧哗声中。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新生横下心，拼命张大嘴巴，使足全身劲儿，像大老远喊人似的喊出这几个字：“夏包法利”。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喧哗声犹如crescendo(1)那般愈来愈响，夹杂着阵阵尖利的噪声（有人乱嚷嚷，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一个劲儿地学舌：“夏包法利！夏包法利！”），震耳欲聋的聒噪好半天才平静下来，变成此起彼落的个别音符，但不时还会从一排座位冷不丁冒出没能忍住的笑声，仿佛一枚爆竹还没燃尽似的。

然而，罚做作业的警告雨点般落下来，课堂秩序渐渐恢复了正常，老师又要新生报名字，叫他一个一个字母拼读，临末了再重念一遍，总算听明白了夏尔·包法利这名字，当即吩咐这可怜虫上来坐讲台前的懒生凳。他立起身来，但还没挪步便又踌躇起来。

“你找什么呢？”老师问。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一边心神不定地朝四下里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不可遏的吆喝，犹如那声 Quos ego(2)，制止了一场风暴的发作。“都给我静下来！”老师气冲冲地嚷道，拿起刚从帽筒里抽出来的手帕擦额头。“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 sum(3)的动词变位抄二十遍。”

随后，声音放得缓和了些：

“嗨！你的帽子么，会找到的，没人偷你的！”

教室里安静下来。一颗颗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一连两小时坐得毕端毕正，尽管有人用蘸水笔尖朝他弹小纸球，墨水溅在他脸上，可他只是用手擦擦，依然坐得一动不动，眼睛垂得低低的。

晚上在自修室，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后仔细地用尺在纸上划线。我们可以看到，他很用功，每个词都查词典，弄得很吃力。他大概就是凭这股刻苦劲头，才没降班；因为，他虽说语法还过得去，可是碰到造句就不开窍。他的拉丁文当初是村里本堂神甫教的，父母亲图省钱，一拖再拖，耽误了送他上学。

他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曾当过助理军医，一八一二年那会儿，在几起征兵事件里受了牵连，不得不退役，当时他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凭那副身材赢得一家内衣铺千金小姐的芳心，毫不费力地捞进了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他相貌堂堂，好说大话，靴子扣着马刺，铮铮作响，漂亮的颊髯连着唇髭，手上戴满戒指，身上的衣服光亮鲜艳，一眼看上去就是条汉子，那股见面就熟的热乎劲儿又像个旅行推销员。结了婚，头两年全靠妻子供养，吃得好，睡得好，捧个挺大的瓷烟斗吸烟，晚上不到夜戏散场不回家，咖啡馆里更是常客。岳父去世，没留下什么遗产；他悻然之余，发愤办个小布厂，亏了些本，于是归居乡间，指望吃田产。可他对农事并不比印花布在行，几匹马不打发到地里干活，整天骑到东骑到西，苹果酒不装箱拿出去买，光知道一瓶一瓶喝个痛快，院子里最肥的家禽宰了自己吃，猪的油膘用来擦猎靴，没多久他就明白对这份田产也不能存什么指望了。

于是，他以两百法郎的年租，在科地区(4)和庇卡底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租下一座田庄兼住宅的场所；从此成天闷闷不乐，怨天尤人，悔不当初，四十五岁起就闭门不出，声称厌倦人世，只想清清静静过日子。

妻子曾经爱得他死去活来；她对他一往情深，百依百顺，他反而对她愈来愈冷淡。当年她活泼、外向、多情，上了岁数却变得（就像酒走了味变了醋）脾气乖戾，好磨嘴皮，神经过敏。起初看见他满村子围着那些骚货娘们转，瞧着他天天晚上让人家从乌七八糟的地方送回家，烂醉如泥，浑身酒气，她只觉得心痛如绞，但从不抱怨。而后自尊心抬起头来了。于是她压住怒火，抱定三缄其口的坚忍态度直至去世。她到处奔走，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她得去找诉讼代理人，见法庭庭长，得操心票据什么时候到期，设法把应付款展期；在家里又得熨烫、缝补、浆洗、督工、结账，而先生却赌着气，见天不是懒洋洋、昏沉沉地躺着，就是冲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要不就是待在壁炉边上抽烟斗，往炉灰里吐痰。

有了孩子，只好寄养在奶妈家。小家伙一回家，就给宠得像个王子。做母亲的尽喂他吃果酱；做父亲的让他光着脚板到处乱跑，还摆出哲人的架子，说什么就像兽崽那样一丝不挂也挺好。他对妻子那种母性的温情不以为然，心里自有一套颇具男子气概的标准，打算用于训练自己的儿子，要按斯巴达人的方式，让儿子从小吃苦耐劳，造就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儿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朝圣事行列骂粗话。可是，这孩子生性温顺，做父亲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母亲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板纸图画，给他讲故事，整天跟他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其中满含令人伤感的快乐和近乎孩子气的温存。在生活的孤寂中，她把自己凋零破碎的梦输进这孩子的心田。她渴慕显赫的地位，仿佛已经看见他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程师或是法官。她教他识字，甚至还在那架旧钢琴上教了他两三首抒情的曲子。然而对所有这一切，不谙文墨的包法利先生都说是白费劲儿！难道他们能供得起他上公立学校，能为他捐个前程或者筹齐一笔本钱吗？再说，一个男人只要拉得下脸皮，是不愁吃不开的。包法利夫人闭紧嘴不吭声，孩子在村子里到处闲逛。

他跟在农夫后面，扔土块惊飞乌鸦。他沿沟渠采黑莓吃，拿细树枝看火鸡，帮着翻晒谷物，到矮树林里撒腿乱跑，在教堂门前玩造房子游戏，逢到下雨天，或是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吊住粗实的绳子，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因而他长得像橡树般壮实，手劲很大，肤色红润。

到了十二岁，做母亲的执意要送他读书。老师是本堂神甫。可是上课时间挺短，又时作时辍，所以效果不怎么样。神甫趁洗礼和葬礼中间的空隙，站着在圣器室里匆匆给他上课；或是在响过晚祷钟，也不必再出门的当口，打发人去把学生找来。他俩上楼到神甫屋里坐下：蚊蚋和夜蛾围着烛光飞舞。屋里挺暖和，孩子打起盹来；那位好老头儿双手搁在肚皮上，不一会也张着嘴起了鼾声。也有时候，本堂神甫先生刚给邻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礼回来，路上瞧见夏尔在田野里淘气玩儿，就喊住他，训诫个刻把钟，再趁这机会在一棵大树下面让他练练动词变位。天下雨课就停，有个熟人路过也一样。不过，神甫始终对他挺满意，居然还说小伙子记性挺不错。

夏尔这样下去可不行。太太决心已定。先生有些不好意思，或者说懒得再争，没多说什么就让了步，但做父母的还是又等了一年，让孩子行过了初领圣体(5)仪式。...